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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待父亲的笑

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,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,因为他怕我在台北担心他的病情。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,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。
  
  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,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,至于他自己,倒是很少注意。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,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,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,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,他马上想到我们,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,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。当时的交通不发达,车子颠踬得厉害,回到家时肉羹已冷,且溢出了许多,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。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,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,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。
  
  在外人的眼中,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,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。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,他不管到什么地方,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,所以我童年时代,父亲每次出差回来,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。
  
 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。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,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。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,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,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,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。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,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,他常说:“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,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。”
  
 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,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,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,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他也是个风趣的人,再坏的情况下,他都喜欢说笑,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,只为别人带来笑声。
  
  由于是农夫,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,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。像我后来从事写作,刚开始的时候,父亲就常说:“写作也像耕田一样,只要你天天下田,就没有不收成的。”他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,他说:“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,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,不但种不好,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。”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,少批评骂人,他说:“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,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;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,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,伤害生灵而不自知。”他叫我做创作者,不要做理论家,他说:“创作者是农夫,理论家是农会的人。农夫只管耕耘,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。”
  
 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,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。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,每次都是一语中的,意味深长。
  
 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,回乡去休息,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。他笑着说:“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,今年香蕉收成很差,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,你看,我是种好呢?还是不种好?”我说:“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,当然还要继续种呀!”
  
  他说:“你写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不继续呢?年景不会永远坏的。”“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,那么,天下还有大作家吗?”
  
  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,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。我常想: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,我是在农家长大的,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?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,能终日辛劳,还能利他无我,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。
  
  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,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,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,他们是那样平凡、那样坚强,又那样伟大。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,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,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,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,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。
  
  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,看我不会农事,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:“做农夫,要做第一流的农夫;想写文章,要写第一流的文章;要做人,要做第一等人。”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,笑出了眼泪。
  
 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,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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